2015年8月1日，福建厦门，南普陀寺前池塘内乌龟“龟满为患”，成群乌龟叠罗汉晒太阳。寺庙打出：“水池已满，请勿放生”的告示，提请市民不要再向水池内放生。目测水池内乌龟数以百计，在一块一米见方的木板上，盘踞着数十只大小乌龟，乌龟们甚至叠起了罗汉，悠闲地晒着太阳。

“正旦放生，示有恩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民众的放生行为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流行，越来越成为时尚。在一些景区，更有人把放生经营成了一门生意，尤其是在一些佛教胜地，游览者也容易触景生情大发善心。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南普陀寺前乌龟被大量放生后的“龟满为患”场景。

放生，是一件极易让自己站在道德高点上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并没有被论证过是否可行，以至于放生之后，容易出现一些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比如，近日在江西天龙山，有人在山区放生了大量狐狸之后，许多村民的家畜经常性受到攻击；有人喜欢放生蛇，结果引起了地方居民的恐慌。以上是根本不考虑地方生态平衡的放生，更有一些放生直接变成了“放死”。比如，有报道称，有人把冬眠的黄鳝放生到了海水之中，有人花重金从海外买了名贵的动物拿到本地去放生，结果导致动物并不适应气候特征而失踪或死亡。

以上放生，都可谓属于“中国式放生”——不尊重规律，不尊重当地气候特点和生态平衡，有的甚至不尊重放生动物的生存特点，以至于“中国式放生”渐渐远离了积德、行善、示恩的范畴。应该说，这样的放生，获取不到正义，也拥有不了真理。看似是仁爱慈悲，实则是自私自利的写照；看似是为造福社会、造福生态，实则是与环保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看似是自己花钱买来动物，实际上本身就是在参与于一种以道德作秀为目的的捕杀与贩卖游戏。

关于放生，并非完全自由，无法可循。《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23条明确规定，“放生单位应当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科研机构进行科学论证后，报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政府作这样的限制，并非是限制公众放生的自由，而是确实有着全面的考量。只有科学的放生，才能成为放生。

盲目放生后，谁也不会一秒钟变高尚，而只能成为喜欢作秀和造假的“道德帝”。笔者认为，真正的道义、积德与行善之举，更应该体现在一些生活细节之中，比如，爱护每一个地方的环境，比如，追求更加绿色的出行方式，比如，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动植物，等等。从这个角度而论，放生只是一种最古老的行善方式之一，但在现代社会之中，如何选择放生、是不是选择放生，都应该经过反复考量。

2017年西藏自治区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暨放生知识科普活动今天（29日）在拉萨河南岸举行。

此次流放的土著鱼类共有7种、5万尾，这是西藏水产研究所年内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增殖流放活动，共计放流西藏土著鱼苗200余万尾。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王志坚告诉记者，此次放流活动是西藏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一次渔业资源放流活动，目地在于宣传和引导西藏民众的科学放生。据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王志坚介绍，西藏共有60、70种鱼类，但因不科学放生，目前西藏水域外来的物种已经达到20多种，挤占了本地鱼类的生存空间。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庄平在活动现场就哪些鱼类可以放生？最好的放生季节是什么？如何放生成活率更高等问题进行了科普，并发布了拯救天鱼热线，通过这个热线群众可以免费得到放生鱼苗。他说：“西藏人民的放生传统很美好，说明他们重视生物资源的保护。但无序放生达不到我们放流的愿望，甚至会破坏生态平衡。”

西藏年内增殖放流200余万尾土著鱼呼吁民众科学放生

受特殊高原环境的影响，西藏特有鱼类资源较为独特、脆弱，表现为种群的高度单一性和一致性，他们生长缓慢、繁殖力低，使其对人类活动的干扰极其敏感，鱼类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恢复。人类活动加剧和生物入侵等原因导致西藏土著鱼类种群繁衍面临严重挑战，许多种类已经被列为濒危种。

西藏年内增殖放流200余万尾土著鱼呼吁民众科学放生

据介绍，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成立以来，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完成了雅鲁藏布江渔业资源调查，成功开展土著鱼人工繁殖。西藏工厂化循环水繁育系统和养殖系统工程实现了零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