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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门石窟与洛阳历史文化
2、北魏迁都洛阳初期，龙门古阳洞的供养人像还有少数身穿裤褶式胡服的，太和改制以后，胡服在龙门便销声匿迹，为中原的褒衣博带式服装所代替。北魏诏改元姓后，宗室遂废拓跋旧姓而姓元，古阳洞题记所载与史书吻合。
3、大抵北魏龙门造像多有题记，从龙门造像题记中可以窥见，北魏时龙门多造弥勒和手作禅定印的释迦像。我们知道，南北朝是承魏晋以来五胡十六国长期大动乱的时代，在战火频繁的苦难历史条件下，宗教利用人们渴望“弥勒下生”来解救他们的不幸和痛苦的愿望来安慰他们，麻醉他们，使他们忍受在现实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痛苦。因此在龙门广造弥勒和禅定的释迦像。这些造像大都神情沉思冥想，眼帘俯视，垂悯下界，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精神，揭示了人民痛苦的存在意识和求生意志的迫切愿望，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造像题材和形式的体现，这可以说是通过非现实的宗教题材反映了现实生活。弥勒和禅定的释迦像不仅在龙门大量出现，而且在洛阳附近的渑池鸿庆寺、宜阳虎头寺、嵩县铺沟、偃师水泉、巩县等北魏晚期的石窟多有雕造。这不但说明北魏时洛阳一带主要信仰的是佛教的释迦牟尼和弥勒，而且为研究北魏时期洛阳佛教的宗派发展和社会信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4、龙门造像记中，还提到了北朝（包括东西魏、北齐）洛阳一带的大量寺院。如大统寺、中明寺、景隆寺、宝方寺、灵岩寺、报德寺、龙花寺、妙音寺、仙和寺、乾灵寺、石窟寺，其中的大统寺、报德寺和龙花寺可能为《洛阳伽蓝记》中的洛阳京城的寺院。这些寺院多数为史书所不载，为研究北魏时期洛阳寺院的分布和兴废盛衰提供了历史证明。
5、北魏龙门造像记还反映出当时民间盛行的佛教组织――“义邑”。这种组织是以建造佛像和奉佛为目的的信仰团体，龙门有关北魏“义邑”的资料较多，为研究当时洛阳地方民间的佛教组织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资料。
6、石窟艺术：北魏迁都洛阳后，在北魏统治阶段的倡导扶持下，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兴起了一个开窟造像的热潮。在我国内地石窟中，以龙门石窟的开凿为最早。这时龙门石窟普遍出现了瘦削型的“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式的服装，呈现出划时代的特征和风格。至此，中国石窟艺术在造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石窟艺术的东方风格开始形成，出现了中原化的佛教形象。这种新的艺术风格普遍出现和形成于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原诸石窟，所以称其为中原风格。这种艺术风格上的变化，显然是孝文帝改制推行先进的汉化政策，吸收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汉化的结果。因此，我们说龙门石窟艺术是北魏迁都洛阳之际在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纵贯东西，融汇南北，是北方鲜卑族文化与中原和南朝以汉族文化为主的相融合，外来的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相融合的具有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的一般的时代风格。中原风格不仅可以从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中看到，而且从洛阳出土的北魏永宁寺塔基残造像、北魏陵墓神道石刻人、元邵墓出土的陶俑、洛阳出土的北魏画像石棺、流落海外的宁懋石室和孝子画像石均能见到。“宽袍大袖”、“秀骨清像”的中原风格一经形成，便以洛阳为中心向外传播影响，在北魏后期风靡全国，成为南北统一的时代风格。
7、北魏时洛阳社会繁荣，音乐在王室、贵族、王侯骄奢淫逸的生活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他们家中大都豢养大批歌舞会女，少者数多者数千，大都能歌善舞。北魏当时的音乐盛况已为我们今日所不能再见，唯独龙门石窟给我们留下了当时洛阳音乐的宝贵资料，为今日研究北魏洛阳的音乐史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形象。从龙门伎乐人和会乐天所执的乐器来看，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洛阳的音乐情况。北朝龙门石窟现存乐器有十四种，其中以笛、笙、排很箫、鸡娄鼓、筝、阮、铜钹等乐器为多，说明这些乐器在当时社会上已普遍流行。北朝流行的乐器共十四种，其中传统乐器八种，其余六种为新传入的乐器。当时最为流行的乐器有七种，其中民族乐器五种，其余两种为新输入的域外乐器。这个情况说明了北朝虽然输入了不少的新乐器，但在社会上和专业乐队里仍然是以民族乐器为主，这可能与北朝以来，新乐器虽已传入，但尚未完全融合有关。
8、曹魏继后汉，建都洛阳，一切文化都承东汉的余绪，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说是东汉佛教的延长。在这个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国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
9、[洛阳旅游]曹魏继后汉，建都洛阳，一切文化都承东汉的余绪，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说是东汉佛教的延长。在这个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国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魏明帝（227—239年）曾大起浮屠（见《魏书.释老志》），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
10、戒律的传来，是魏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虽有佛法流行，然而僧众只是剪除头发，也没有禀受归戒，所有斋供礼仪咸取法于传统的祠祀。到了魏废帝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游化洛阳，主张一切行为应遵佛祖，于是洛阳僧众共请译出戒律。迦罗恐律文繁广，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因而译出《僧祇戒心》，即摩诃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请当地的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的始祖。当时又有安息国沙门昙谛（此云法实），也长于律学，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此书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昙无德部的广律，即《四分律》，后来中土的律宗独尊《四分》，和它有关。当时开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为中土出家沙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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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代洛阳的译师，除昙柯迦罗、昙谛之外，还有康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四部。又有龟兹沙门帛延，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来洛，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叉须赖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除灾患经》一卷、《首楞严经》二卷等七部。此外还有安息沙门安法贤，在魏代译出《罗摩伽经》三卷、《大般涅盘经》二卷，翻译年代不详，其书也都阙失。
2、这一时期中，中土沙门开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颖州人，在洛阳出家以后，研钻《般若》。以此经旧译文义不贯，难以通讲，常慨叹其翻译未善，又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经》，乃誓志西行寻求，以甘露五年（260年）从雍州（在现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了于田（今新疆和田，当时大乘经教盛行），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弗如檀（译云法饶）等十人送回洛阳，后于元康元年（291年）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他本人即留在于田，到了八十岁圆寂。
3、曹魏时代洛阳佛教的传弘，虽然范围还不广阔，但已逐渐和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如支谦、康僧会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汉地，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译籍里，不但文辞典雅，并且自由运用老氏的成语，以表达佛教思想。其次，支谦依《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制作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依《双卷泥洹》制泥洹梵呗一契。他们都创作歌咏经中故事的赞颂声调，通于乐曲。这些都对佛教的传播有大影响。至于寺塔的建筑、佛像的雕塑，也各具备一些规模，只是遗物不存，难言其详了。
4、西晋佛教，是说从晋武帝泰始元年到愍帝建兴四年建都在洛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在这个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法立、法炬在洛阳译经弘法。
5、竺法护早年跟随他的师父竺高座到过西域，获得《贤劫》、《大哀》、《法华》、《普曜》等经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他从敦煌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左，沿路带着经典传译，未尝暂停。他的译业最盛时期是从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间（280—299），所译出的大小三藏经典共一百五十四部（此据《出三藏记集》卷《开元释教录》作一百七十五部）。现存《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正法华经》十卷、《渐备一切智德经》五卷、《普曜经》八卷等八十六部。
6、经常襄助法护翻译的，有优婆塞聂承远、聂道真父子，他们都长于梵学。承远明练有才，对于法护译经文句多所参正，并担任笔受。他后来在惠帝时（290—306）自译《超日明三昧经》二卷和《越难经》一卷二部（现存）。其中《超日明经》，即删订法护先译而成。道真从太康初到永嘉末（280—312），谘承法护笔受；法护圆寂后，自译《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经》一卷（现存）等二寸余部。法护的弟子，还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护于太康五年译出《修行道地经》七卷（现存）等，法乘也曾参加笔受。
7、与法护同时的，有法炬、法立两人，在惠、怀二帝时合译出《楼炭经》六卷、《法句譬喻经》四卷和《佛说诸德福田经》一卷（均现存）。
8、在法护译出《光赞经》后六年，即元康元年，又有无罗叉和竺叔兰在陈留仓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现存）。它的原本是朱士行在于田写得，而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饶）等送回汉地的。沙门无罗叉，于田人，稽古多学。竺叔兰本天竺人，生在洛阳，善梵晋语。他们译出的《放光般若》是《大品般若》的第二译，后来太安二年沙门竺法寂（此据《放光经记》）和竺叔兰为之考校书写成为定本。叔兰后在洛阳自译《异毗摩罗诘经》三卷、《首愣严经》二卷二部，其书都佚。
9、西晋的佛教义学，继承东汉、曹魏，以方等、般若为正宗，这在当时几位著名译人的译籍里可以看得出来。如竺法护，虽然译出许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思想仍是继承支谶、支谦传弘方等、般若之学的。他的译出《光赞》，和支谶译出《道行》、支谦译出《明度》,是一脉相承的。他还译出以般若性空为基础的《贤劫》八卷、《大哀》八卷、《密迹》七卷、《持心》四卷、《海龙王》四卷、《等集众德三昧》三卷、《大善权》二卷等方等经典，并且曾经抽译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总之，他的译业，主要是在于弘扬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时无罗叉、竺叔兰继承朱士行的遗志，他们译出的《放光》，即盛行于当时。
10、由于佛教在西晋渐次流行，对道教的传播也有所影响，因而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经》之作。晋惠帝时，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争论佛道二教的短长，王浮乃撰此经以扬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说，从后汉以来已开始了。如《后汉书.襄楷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又《魏略.西戎传》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王浮的《化胡经》，或即集前人的传说而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