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子放生，为啥要放生

《法华经文句》提要

王雷泉

《法华经文句》，略称《妙法莲华经文句》、《法华文句》，十卷(每卷各有上下，或称二十卷)。隋代智顗于陈祯明元年(五八七)讲于金陵光宅寺，门人灌顶记录，至唐贞观三年(六二九)，补治方峻。唐玄宗天宝七年(七四八)，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有感于本书文势有时凌乱失次，因加以排比而令相贯穿(见卷首神迥的《天台法华疏序》)。现行本当即此本。又南宋孝宗淳熙三年(一一七六)，诏令福州东禅寺刊天台教藏同大藏流通(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本书当亦在其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三册)本等。

智顗(五三八——五九七)，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西晋末年，因五胡乱华，南迁至荆州华容县(今湖北潜江西南)。父亲陈起祖，梁元帝时官拜“使持节散骑常侍”，更封为益阳县开国侯。智顗十七岁，梁朝灭亡，父母相继去世。值家破国亡的乱世，年十八，投长沙果愿寺法绪出家。不久，北行诣慧曠学律，兼通大乘经。入大贤山，诵《法华》、《无量义》、《普贤观》三经。陈天嘉元年(五六○)，至光州(今河南光山)大苏山，师事慧思禅师，修习法华三昧，尽得其法。既而入金陵(今南京)，居瓦官寺弘法，开讲《法华经》、《大智度论》和自著《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又名《次第禅门》)，深得朝野钦敬。陈太建七年(五七五)秋九月入天台山，于北峰创寺传教，成为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陈后主时，奉诏出山，再至金陵，在太极殿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经》。陈亡，西游荆土。隋开皇十一年(五九一)，应邀前往扬州，为晋王杨广授菩萨戒，并得赐“智者”之号。后还荆襄，于荆州当阳创立玉泉寺，未久，履扬州，归天台。一生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度僧一万四千余人。主要著作有《法华经玄义》、《法华经文句》、《摩诃止观》，世称“天台三大部”；《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文句》、《金光明经玄义》、《观无量寿佛经疏》，世称“天台五小部”(以上均为灌顶所记)。尚有：《净名经疏》、《觉意三昧》、《六妙门》、《法界次第》、《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又名《童蒙止观》、《小止观》)、《法华三昧行法》、《维摩经玄疏》、《阿弥陀经义记》、《金刚经疏》、《四念处》、《方等三昧行法》、《观心论》、《观行食法》、《观心诵经法》、《四教义》、《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法慎记)、《菩萨戒经义疏》(灌顶记)、《仁王经疏》(灌顶记)、《请观音经疏》(灌顶记)等。均为天台宗的主要经典。另有文表若干篇，收入灌顶编的《国清百录》之中。事迹见灌顶《隋智者大师别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唐湛然《止观辅行传弘诀》卷一等。

　　天台宗以《法华经》为本宗所依根本经典，视为佛陀最终和最成熟的教诲，故别称“法华宗”。《法华文句》与晚年在玉泉寺所讲的《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都是智顗阐发《法华经》思想的重要著述，称作天台三大部。以讲述《法华经》为始，智顗对一切经典的注疏，均以其独创的因缘、约教、本迹、观心四种方式解释。因缘释，以四悉檀作为对机说法的方式，悉檀通常译作成就、宗，而智顗梵汉并举，称悉是此方言遍，檀是梵语檀那的略称，翻译为施，即遍施而使其成就：一、世界悉檀，亦名欲乐悉檀，以适应于世间人喜好的思想、语言、观念等，随不同机宜而解释经文，令凡夫喜悦而生得世间之正智；二、为人悉檀，亦名生善悉檀，根据众生各别根机与能力，而说各种出世实践法，令生起善根；三、对治悉檀，亦名断惑悉檀，针对众生种种烦恼，分别给予不同的对治方法；四、第一义悉檀，亦名入理悉檀，即破除一切论议语言，直接以第一义谛诠明诸法实相之理，令众生真正契入教法。约教释，把经典的文句，从藏、通、别、圆四教的思想方面，给予从浅入深的解释。本迹释，依本地、垂迹二门来解释教义，迹从哲学上解释其思想或教理的普遍妥当性，以示众生之本性；本则从信仰上究明其教义的永远性，乃显佛陀之本体。以上三种，是从客观的教相门立场，以解释经典的文句为主。观心释是从主观的观心门立场，把对经文的解释与修行者自己的亲证实践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教观互具，相辅相成，故在智顗的止观著作中有“起教”的篇目，而在讨论教相的著作里又有“观心”的论题。在天台三大部中，《法华文句》、《法华玄义》主要说教相门，而傍及观心门；《摩诃止观》则主要说观心门，而傍及教相门。

本书是对鸠摩罗什所译《法华经》结构和字句的详细解说，故称“文句”，以有别于《法华玄义》之解释经题。先依佛家通例，将《法华经》分作序、正宗、流通三分：以〈序品〉为序分；以自第二〈方便品〉至第十七〈分别功德品〉第十九行偈共十五品半为正说分；以其后至经末共十一品半为流通分。又以天台宗的见地，将《法华经》二十八品大别为本迹二门：自〈序品〉至第十四〈安乐行品〉，为如来迹(垂迹)门的说法，其要旨是“开权显实”，即开三乘之权而显一乘之实，阐明过去如来以方便力，于一佛乘分别说三；现在开方便的权门，示真实的妙理，会三乘归一佛乘，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自第十五〈从地踊出品〉至经末，为如来本(本地)门的说法，阐明释迦牟尼佛不是新近在菩提迦耶方才成道的新佛，而是从远在三千尘点劫以前久远实成的本地本佛垂迹。此本、迹二门，又各有序、正、流通三分。

第一〈序品〉为迹门的序分，从第二〈方便品〉至第九〈授学无学人记品〉是迹门的正说分，第十〈法师品〉以下五品是迹门的流通分。其中正说分又分作略、广两部分：从“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以下，是略说开三显一；从“尔时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殷勤三请，岂得不说”以下七品半，是广明开三显一。广明部分分作三周(阶段)：第一法说周，佛为上根人说三乘方便、一乘真实，这时只舍利弗一人领解其说，即〈方便品〉中所说；第二譬说周，佛以羊、鹿、牛三车譬施权，以一大白牛车譬显实，为中根人譬说，此时有摩诃迦叶、大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旃延等四大弟子领解其说，即从第三〈譬喻品〉至第六〈授记品〉、特别是〈譬喻品〉中所说；第三因缘周，佛为下根人说宿世因缘并举化城的譬喻，令其领解“如来方便之力于一佛乘分别说三”，有富楼那弥多罗尼子等千二百学、无学声闻弟子因此领解，即第七〈化城喻品〉以下三品所说。〈法师品〉示通经轨则，〈宝塔品〉证前集后，〈提婆达多品〉引往昔宏经，〈持品〉有受持、劝持之分，〈安乐行品〉有身口意誓愿之别，此五品为迹门流通分。

　　从第十五〈从地踊出品〉开始至“汝等自当因是得闻”，是本门的序分。从同品“尔时释迦牟尼佛告弥勒菩萨”以下到第十七〈分别功德品〉弥勒说十九行偈是本门的正说分，其中第十六〈如来寿量品〉是正开师门的近迹、显佛地的远本；第十七〈分别功德品〉中，佛说长行是总授法身记，弥勒说偈是总申领解。从〈分别功德品〉弥勒说偈以下至第二十八〈普贤菩萨劝发品〉是本门的流通分，其中第二十〈常不轻菩萨品〉以上为劝持流通，第二十一〈神力品〉至经末是付嘱流通。

　　于《法华经》全经中，〈方便品〉明圆乘之因，〈安乐行品〉明乘乘之法，〈寿量品〉明圆乘之果，〈药王品〉明乘乘之人，此四品约教、行、理、人，尤为通经之门。〈方便品〉中十如是及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乃一经之宏纲，众义之渊府。〈法师品〉中入如来室、坐如来座，乃宏经之通途，行道之要轨。《法华文句》于诸处皆广加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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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于显发自宗义外，随处举破南北朝一些法师之说，尤以梁代光宅法云的《法华经义记》(二十卷，世称《法华光宅疏》)所说为重点。

本书主要的注释，有唐湛然的《法华文句疏记》三十卷。此外有关的撰述，有唐湛然的《法华经文句科文》六卷，道暹的《法华经文句补正记》十卷，智云的《妙经文句私志诸品要义》二卷，《妙经文句私志记》十四卷，宋代法照的《法华经文句读教记》七卷，从义的《法华经文句补注》四卷，有严的《法华经文句签难》四卷，善月的《法华经文句格言》三卷，清道霈的《法华经文句纂要》七卷。

——陈士强、王雷泉等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宗教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弘扬律学传统 教化参悟人生

荆三隆

佛律，汉语意为“灭”或“调伏”，又释为“量”，所谓量罪之大小，轻重，分别犯与不犯。因此对之于律，分别有四名：灭：调伏：解脱：戒。从佛教教义来看，律是佛门之基础，三藏中，经、论可为学人所精研穷究，而律却为出家人所独持，所持与否构成了教内、教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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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律为出家人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道德的行为规范，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分别从行为(身)、言论(口)、思想(意)三个方面，进行了通禁制止，从根本教理至衣食坐卧都有详备的规定及其对犯者相应的处罚。这种严格的规范，对于世俗的社会和人生无疑是矗立了一面理性主义的大旗，四律(《十诵》、《四分》、《僧只》、《五分》)表明了人对于自身所具有的改造，约束和趋向于完美的本质力量，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少林文化研究所在当前律学研究相对薄弱的学术氛围中，倡导力行并全面深入进行佛学律法的研讨，无疑是具有见地的，笔者以为这是21世纪中国佛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良好发端，功不可没。

一、传统儒学是佛律根植东土的基础

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是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的，律学正是在中国固有文化中“律己”的思想基础上，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且在长期的发展和演化中，使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东迁，汉地戒律的推行如果不与中国文化中的思想遗产有相互通融之处，就缺乏其生存发展的历史条件。佛教律学在中国的延续首先要与传统的儒学、道教有共同之处。有与律学本质相通的地方。诸如：《论语。季氏》有“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三戒为好色、好斗、贪得，与佛门重戒无不合。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明确提出了对于不符合礼仪法规的事不看、不听、不说，更不能去做。对自律的考量，是从一点一滴、一举一动上进行的，以至于“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指出有品德的人博学而不停顿，要每天检查自己的言行，这样就可以做到方向明确，不犯错误。佛教戒律在政治伦理上与儒家思想不仅是相吻合的，而且更加具体，更加注重可操作性，以此作为巩固佛教教义的基础。中国佛教也因此以探究研习戒律而成就了自成一派的律宗。

中国律宗之渊源，自佛陀寂灭后，印度佛教曾经举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结集，也就是合诵，主要是对戒律和经文进行确认。在第二次结集时，代表传统的长老派制订律法，要求严格遵守，由于他们在教界地位高，故被称为“上座部”；而许多比丘要求放宽戒律，人数众多，故被称为“大众部”。至此以后，由于对经典的解释不同和持律的分歧，两派内部又各自分裂为众多派别，从而互相诘难。以后佛教在印度渐没无闻，与其未能解决好内容即经律，形式如僧团、道场、资粮等问题不无关系。在佛陀逝世之后的大约三百年，从上座部又分化出了说一切有部和雪山诸派，之后从说一切有部分化出了化地部，又从化地部分出法藏部。因为该部部主名为法藏，故得名。法藏部意译为“法护部”，音译“昙无德部”，法藏被称为律宗之祖，中国佛教戒律，始于三国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五竺中印度僧人昙摩迦罗，又译为“昙柯迦罗”，意译为“法时”来到洛阳，译出“僧只戒心”这一大众部戒律节要，从而在中国首创授戒度僧制度。北魏法聪时授《四分律》，口授弟子道覆有《四分律疏》6卷，时至慧光撰《四分律疏》，宣讲律义，被尊为四分律宗之祖，由慧光传弟子道云，再传道洪，由道洪弟子智首传至道宣，在唐代使《四分律》发扬光大，著《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比丘尼钞》，以五大部而自创南山宗。从此代有传承，历时不衰。与道宣同时，虽尚有相州(今河北临漳)日光寺法砺，创相部宗；西太原寺东塔怀素创东塔宗。但后二宗影响远不及南山宗。

由于上述高僧的不懈努力，身体力行，使中国汉地佛教在戒律上以《四分律》为最普遍，在仪式、形式上极大地创造性地丰富了佛教的文化内涵，形式之广泛、力度之大都体现出与民族文化融会贯通的特色。并通过佛教绘画，经文印刷，寺塔与造像，文学作品，碑石雕刻等蔚为大观的文化形式流布社会生活之中。这种深入到社会的几乎所有形态的佛教文化传播形式，使其精神与思想内容渗入到民族心态之中，其扬善惩恶的劝诫，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而大量的文化传播形式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佛教教义，二者相互促进，无疑是中国佛教延续至今的重要因素。佛教历史上有两大传播路线。在纪元前后传人我国，以后在发展和演变中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并由中国传向朝鲜、日本、越南诸国，这条传播路线称为北传佛教：另一条传播路线大体上从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向斯里兰卡传播并由此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这条传播路线被称为南传佛教。这两条传播路线上的国家或地区，凡是能较好的将佛教的经律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民族形式结合成功的，佛教就扎了根，成为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律宗如此，其他各宗派也是如此。

二、律学盛行于唐的社会原因

一代宗师道宣力阐毗尼，除五大部外著述甚丰，《宋高僧传》记有二百余卷之多，从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始作《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一直到参加玄奘译场的润笔工作。这一段的唐代社会恰由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以后，李渊传位于李世民，从而在政治上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时期，律宗的创立与兴盛和“贞观之治”的社会变革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原因。李世民开始认识到巩固政权，仅仅依靠关陇豪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任人施政采用了“兼容并蓄”的方针，有时把“择官任贤”作为治政之本，谓之“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贞观政要》卷三，《择官》)当时，在李世民的周围有一批人是十分活跃的河汾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文中子王通的门生，如清河房玄龄、钜鹿魏征、京兆杜淹等。

王通的中道的政治学说，对初唐社会的影响不能低估，李世民兼容并蓄的政治思想就是这种学说的表现。尤其是王通过对儒、释、道三家的“均衡并存”，对贞观中后期的宗教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思想影响对中唐的影响也并未减弱。

此外，佛教与道教的关系问题，也是直接影响佛教广泛传播的重大问题。佛教要求得发展，必须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也必然要与统治阶级所信奉、力主的文化思想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冲突。能否使统治者容纳乃至接受佛教的教义，使之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建立相一致，这是佛教之中每一宗派都必须面对的现实。

如众所知，李渊父子在立国之初，就宣称老子为王室之祖。在武德九年，下诏排佛，把佛教归于“前弊”革除之列。尽管有高僧智实、法琳等率众上表，以死抗争，以身护法，然太宗不改初衷，认为“罪有不恕”。(《全唐文》卷六《诘沙门法琳诏》)佛教在中国处境十分艰难，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法师的回国，才彻底扭转了这种被排斥的局面。律宗以后的开宗立派也直接受益于这位伟大的佛教学者。从玄奘的《陈还国表》来看，玄奘是深谙当时的社会现实，主动地使自己的弘法行为与贞观政治相结合，他在回国以后与李唐王朝的交往中，都能权衡利弊，表现出了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这在以后与皇室往来的诸多文表中都不断地表现出来。玄奘与李唐王室关系之密切，往来之频繁，相处之长久，且父子相袭，代有增益，在佛教史上是不多见的。他为佛教的发展，为唐开始形成的三教合流并逐步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其自贞观十九年五月在长安组织译场，到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圆寂于玉华宫，所译经论且不论。仅以度僧、力阐戒律来说，贞观二十二年，向太宗建议度僧、太宗诏诸州寺各度五人，十月东宫新建大慈恩寺告成。这在实际上冲破了排佛但终“事竞不行”的旧诏“京城留寺三所，观三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引旧唐书·高宗本记》)，为唐代佛教各宗派的发展扫清了路障。显庆元年(656)二月，玄奘为鹤林寺尼宝乘等五十余人授戒，继尔又为德业寺尼众数百人授菩萨戒。译大乘《瑜伽菩萨戒》辑出《受戒羯磨》，为唐代律学的兴盛做了许多工作。和玄奘同时的一代宗师道宣仅长玄奘四岁，作为同代人，在三藏法师归国后在译场参与译事一年，显庆三年六月，他为西明寺上座，七月即迎清玄奘入寺译经，他本人亦参加助译工作。玄奘对待教内教外都能权衡利弊，谨慎从事，他圆融二乘，协调中观、瑜伽两派，化被动为主动，消融李唐王朝对佛教的抵触，其卓绝群伦的才学、品德，执着的献身精神对道宣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南山宗远取他宗以至中国佛教各派都随机受领，从而使宗风不断，在义理上以《四分》会通大乘，符合了唐代社会本有的“中道”思想，协调了佛道的冲突，合乎学人对大乘佛教圆融无碍的爱乐。南山律宗的盛行与唐初社会的政治学说，玄奘法师的弘法实践和与李唐王朝的融洽关系，佛教社会地位的改善，有着不应忽视的相互联系。

三、弘扬律学的一点思考

推动律学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不仅具有理论和宗教意义，而且具有文化和现实意义。这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律学是在传统文化的肥田沃土中生根成长的，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部分，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弘扬律学中的优秀成分，使之与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相适应，为当代社会和文化建设提供文化与思想资源，是每一位学人都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对佛教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具有多层面意义的事情。佛律也是有针对性的，对一般出家的修行者谈戒律、律义，对大德、高僧有成就的证悟者讲“威仪”。这本身就是一个涉及了印度佛教史上曾产生过尖锐冲突的，以至于由此分裂，形成部派佛教时期的大问题。中国佛教虽大多以南山宗的《四分律》为行持的规范，在面对今天的教内、教外，国内、国际环境，仍然有许多需要尚待解决的问题。新的社会生活内容和变迁，亦需要以新的方式来对应戒持。这其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对修行的出家人来说，究竟应当持守什幺?对社会来说，佛教应以什么形态即“相”来反映和展现自身呢?从哲学角度来看，则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即究竟怎样修行，要用什么方式来约束和保证修行，以及用什么方法来宣传佛法，引导信众。因此可以说戒律是佛教的根本之法，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系到佛教本身的发展，以及佛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律学研究也是佛教研究深入开展的表现。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少林寺与少林文化研究所发起的中国律宗学术讨论会有助于推进佛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其特点是十分明显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如众所知，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全国性学术研究会议，共举办过大约73次。(参见《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2期)始于1980年9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佛教学术会”，终于2000年11月在西安召开的“玄奘学术研讨会”。长安佛教研究中心的诸君都始终如一地参与了组织工作。因此，区域性的研究机构推动佛教研究的开展，成为当代研究中的一大特点，相信在今后这一特点会更加突出。

(二)由区域性佛教组织或学术机构发起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大都有一个与本区域佛教相关的鲜明的主题。讨论的问题都往往更加具体、深入，既有广泛性，更突出了专业性、对象性。每一次这样的学术会议都是对一段时期佛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展示，沟通了各方面的信息，对许多学术问题表现山了不同的认识，开拓了人们的学术视野。

(三)自1988年国内首次由教界和学界在常熟兴福寺共同举办“印度哲学宗教与中国佛教”全国学术会后，许多区域的佛教团体和学术机构召开的全国性会议，都是教内、教外携手共同举办的，将学界、教界很好地联系在二起，把宗教、学术、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多视角，多层面的物色。如本次会议以少林寺与律宗研究为中心议题，不仅将以教内为主体对象的戒律研究引入学术领域，更重要的是这就自然地把佛教律法与学术文化领域联系起来，使佛教完整的道德规范展示出来，具有鲜明的文化意义。如律宗诸戒“止持”、“作持”的文化内涵一为“诸恶莫作”，二是“众善奉行”，可以包含现代社会生活的众多内容。对于以德治国的国策，无疑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戒法的基本内容对于社会的稳定，道德伦理建设都有丰富而深刻的认识意义，对于自然保护、环境建设，都会产生正面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佛教文化中律学的优秀传统一定会在新世纪中展现强大的生命力，结出丰硕的社会文化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