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哪里放生公鸡，古代佛教圣地四川大邑雾中山

一、个人放生简单回向

1、雾中山，是我国古代极为著名的一处佛教圣地，原名大光明山，亦名天诚山、雾山，在四川大邑西北雾山乡境内。

2、“千岩逐角互吞吐，一峰拔起矜崔嵬；日光微漏见潭底，水汽上薄云成堆。”南宋诗人陆游游此时亦拍手叫绝，赋诗注云：“青霞嶂、碧玉潭皆雾中佳处。”由此可见其风光之美妙秀丽了。

3、雾中山是我国佛教早期传播地。东汉永平十六年，印度高僧摩腾、竺法兰来雾中山创建大光明山普照寺，仅比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洛阳白马寺建成晚六年。东晋时改名天诚山显应寺，唐高宗时又奉旨复还雾中山普照寺原名。明宣宗时，始更名开化寺，一直沿用至今。明代是雾中山佛教的极盛时期，庵寺很多，其中，天化寺为寺庙之总持，负责管理各庵寺。不幸的是，明末清初，雾中山的一百多座庵寺大都毁于兵燹。当时尚存有明永乐十三年重建的大雄宝殿等建筑数十间，铜铁佛像、铁钟等文物。清初曾修复部分殿宇。一九九二年八月，大邑县人民政府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展旅游事业，批准将雾中山开化寺、接王亭、莹华殿等佛教遗址开放作为佛教活动点，由峨眉山高僧普观大师任住持，果章大师任监院，现正在按照规划重修古庙，恢复古迹。

4、试论唐长安佛教对四川佛教艺术之影响

5、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处于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西域之间，交通便利，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代以来，佛教中国化日益加深，加上唐朝皇室的支持，佛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皇家敕建了不少寺院，佛寺塔刹遍布京城长安，而佛教宗派林立又成为长安佛教兴盛的内在动因。关于长安佛教，有相当部分历史文献记载[①]，也许多学者进行过探讨，并有若干文章论著问世，[②]还有博士论文的出版，涉及到长安佛寺的分布、布局，和相当数量的壁画创作。[③]

6、四川由于地处西南，远离中原，地理环境相对封闭，[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地方文化特色，主要是晚期佛教艺术的繁荣，如成都城内古老佛寺的众多壁画，以大圣慈寺为代表，大足石刻繁密的佛教摩崖造像等。四川晚期佛期佛教艺术研究近年研究成果丰硕，比较重要的有，王卫明的《大圣慈寺画史从考》[⑤]以成都大圣慈寺为中心，探讨了唐、五代、宋时期西蜀佛教美术的发展，对西蜀佛教美术兴盛的源流作了详细的考证，认为大量的西蜀佛教艺术有来自京畿长安佛教的影响因素。郭相颖、李书敏主编的《大足石刻雕塑全集》[⑥]图文并茂展示了重庆大足丰富的佛教龛窟，侧重以石刻雕塑为重点的介绍。2005年8月，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首次科学考察60周年纪念会在重庆举行[⑦]。会议的主题是：回顾与展望、大足石刻与唐宋石窟、密教与大足石刻、中国晚期石窟的互动与交流，是近年来集中展现大足最新成果的会议。

7、长安与四川自古有交通要道相沟通，作为京城的长安佛教对周边地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四川更是典型之地。以往学者们的论述一般是对长安佛教或是四川佛教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鲜有从长安佛教与四川佛教两者关系的专题来研究，本文综合前贤的研究成果，就唐长安佛教对四川佛教艺术的影响来作探讨。

8、一、唐长安佛画画家对四川佛教艺术的影响

9、唐代佛寺遍布长安，同时由于佛教俗讲、变文的传播，佛寺的经变壁画兴盛起来，长安成为全国佛寺壁画集中之地。寺院壁画如同石窟壁画一样，演绎了佛陀的故事和智慧，宣扬了佛教信仰的教化，成为画家们展示技艺的用武之地。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及段成式《寺塔记》列举出长安荐福寺、兴善寺、景公寺、资圣寺等寺院的壁画，均出自名家之手，如吴道子、李思训、卢楞迦、张萱等。现在这些壁画都已不存，通过这些文字记载，再证之以敦煌壁画，及长安附近考古发现的唐墓室壁画，应可以想象见当时壁画创作的风格和水平了，其中以吴道子为代表在唐代长安寺院壁画创作中影响最大。

10、如《历代名画记》中西京寺观等画壁，荐福寺，净土院门外两边，吴画神鬼。南边神头上龙为妙。西廊菩提院，吴画维摩诘本行变。律院北廊，张璪、毕宏画。西南院佛殿内东壁及廊下行僧，并吴画，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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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兴善寺，殿内壁画至妙，失人名。西南舍利塔内，曹画，西面尹琳画。东廊从南第三院小殿柱问吴画神，工人装损。三藏院阁画至妙，失人名。

2、菩提寺，佛殿内东西壁，吴画神鬼。西壁工人布色，损。佛殿壁带间亦有杨廷光白画。殿内东、西、北壁，并吴画。其东壁有菩萨转目视人，法师文溆亡何令工人布色，损矣。东壁，董谔画本行经变。佛殿上构栏，耿昌言画水族。佛殿内东壁，杨廷光画。

3、景公寺，东廊南间东门南壁画行僧，转目视人。中门之东，吴画地狱并题。西门内西壁，吴画帝释并题次。南廊吴画。三门内东西画至妙，失人名。[⑧]

4、吴道子是唐代大画家，在唐代已有“冠绝于世，国朝第一”的美誉，宋人更称之为“画圣”，奠定了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从画史画论记载看，吴道子主要从事释道人物画的创作。他在长安等地的许多寺院壁上留下了画迹。吴道子对释道人物画的贡献，表现为他创造了与前代不同的艺术样式——“吴家样”，宋代的画史记述者用“吴带当风”来概括“吴家样”的特点，主要指他在运用线条方面的独特之处。

5、《两京耆旧传》云：“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间。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上都唐兴寺御注金刚经院，妙迹为多，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塔前文殊、普贤，西面庑下降魔、盘龙等壁，及景公寺地狱壁、帝释、梵王、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及诸道观寺院，不可胜纪，皆妙绝一时。景玄每观吴生画，不以装背为妙，但施笔绝踪，皆磊落逸势。又数处图壁，只以墨踪为之，近代莫能加其綵绘。凡图圆光，皆不用尺度规画，一笔而成。景玄元和初应举，住龙兴寺，犹有尹老者年八十余，尝云：‘吴生画兴善寺中门内神圆光时，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竞至，观者如堵。其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又尝闻景云寺老僧传云：‘吴生画此寺地狱变相时，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之而俱罪改业者，往往有之，率皆修善。’所画并为后代之人规式也。[⑨]《东观余论》（卷下）跋吴道玄《地狱变相图》后，吴道玄作此画，视今寺刹所图，殊弗同，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旁之像，而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栗。因之迁善远罪者众矣。孰谓丹青末技欤！……[⑩]唐代中期以后，“吴家样”传到全国各地，包括四川地区，对道释人物画的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著名的道释人物画家，几乎都以他为效法的榜样。

6、唐代中晚期，在成都大圣慈寺的画家群中，擅长道释人物画的左全等一族，是当时引人瞩目的人物。黄休復的《益州名画录》中有：左全者，蜀人也。世传图画，迹本名家。宝历年中，声驰阙下，于大圣慈寺中殿画维摩变相、师子国王、菩萨变相……多宝塔下倣长安景公寺吴道玄地狱变相，当时吴生画此地狱相，都人咸观，懼罪修善，两市屠沽经月不售。王蜀时，令杂手重妆已损，惟存大体也。[11]左全出身于蜀地，世代相传擅长描写道释人物，成都大圣慈寺的中殿、三学院、文殊阁、极乐院、前寺的南廊和北廊及多宝塔等处，均有他所画的维摩、降魔、千手眼大悲、金光明经、地狱变等大画面的变相图，他在大圣慈寺多宝塔下作地狱变相的绘画技法师承吴道子，吴道子曾在长安的景公寺画过地狱变相“都人咸观，懼罪修善，两市屠沽经月不售。”这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吴道子这一表现传统，可以说是被四川的左全继承下来并被反映在成都大圣慈寺壁画的创作中。

7、长安和四川自古就有交通要道相联结，《唐代交通图考》记，“唐世入蜀，或由汉中向西南，或由兴州向东南，皆经金牛，为入蜀咽喉。由金牛西南经三泉、利州、剑州、绵州、汉州，至成都。就君主行幸言，玄宗入蜀，有褎斜道转金牛，循此道而南。僖宗入蜀，由骆谷道至兴元，循此道南行。[12]蜀自二帝西幸，当时随驾以画待诏者，皆奇工。故成都诸郡寺宇，所存佛、菩萨、罗汉等像之处，虽天下能号为古迹多者，尽无如此所有矣。后历二伪至国初，其渊源未甚远，故称绘事之精者，犹班班可见。”[13]“安史之乱”和唐末黄巢大起义逼迫唐玄宗和唐僖宗由长安入蜀避难，随行去了众多的官员，士人，大德高僧，他们把长安京城的宫廷趣味，佛教文化带到了四川。随皇帝入蜀的画界精英，也为蜀地佛教寺观美术创作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一传统渊源延续到五代两宋。

8、如，楞伽者（卢楞伽），京兆人也。明皇帝驻跸之日，自汴入蜀。嘉名高誉，播诸蜀川。当代名流，咸伏其妙。至德二载，起大圣慈寺。乾元初，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颜真卿题，时称二绝。至乾宁元年，王蜀先生主于寺东西廊起三学院，不敢损其名画，移一堵于院门南，移一堵于门北，一堵于观音堂后，此行道僧三堵六身画，经二百五十余年，至今宛如初矣。西廊下一堵，马鸣、提婆像二躯，虽遭粉饰，犹未损其笔纵，余者重妆，皆昧前迹，蜀中诸寺，佛像甚多，会昌年皆竟毁。[14]

9、孙位者，东越人也。僖宗皇帝车驾在蜀，自京入蜀，号会稽山人，……光启年，应天寺无智禅师请画山石两堵、龙水两堵。寺门东畔，画东方天王及部从两堵。……[15]

10、常粲者，雍京人也。咸通年，路侍中牧蜀之日，自京入蜀，路公宾礼待之，粲善传神杂画，有七贤像、六逸像、女娲伏羲神农像、谓之三皇图，立释迦像……先贤卷轴，至今好事者收得，为后学师范矣，玉局化壁画道门尊像甚多，王蜀时修改后颓损已换，今大圣慈寺悟达国师真，粲之笔，见存。